教职工窗口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统一就餐口；为了降低自主采购环节存在的腐败可能，区域内学校的食材采购不再让校方决定，改由教育局公开招标；每所学校的食材验收点都加装了摄像头，以便监控配送数量；新的食堂数字管理平台被投入使用，学校食材的需求下单、配送计算和出入库等环节都进行了电子化存档……
温江区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已经开展一整年的全国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中的一个缩影。
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协同发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集中整治中直抓的两个全国性整治项目之一。去年5月至今一年来，教育部等部门也深入开展全国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截至2024年12月，国家监委指导各级监察机关依法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3.8万件，处分2.3万人。
“此次‘校园餐’专项行动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各省纪委监委同步推进，力度之大、行动之深入，史无前例。”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则指出，随着多部门加强联动，“校园餐”反腐治理已进入新阶段。
腐败手段多样、链条隐蔽
“扪心自问，(我)特别惭愧。”1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学(以下简称“七小”)原后勤主任戚世国出镜忏悔道。
2010年8月，吉林省高尔夫餐饮管理公司为与七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给予回扣方式对校内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当时，该校执行的“校园餐”餐费标准是每人每餐8块钱，时任校长与戚世国从每位学生每餐餐费中拿1毛钱回扣。2014年，“校园餐”餐费涨到了每人每餐12元，回扣增加到了每人每餐3毛钱。
从2010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9年多的时间里，该公司从学生餐费里克扣了70余万元用于单位行贿，其中戚世国受贿23万余元。
戚世国案一经披露，旋即引发极大关注。正如2024年年末《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所说，一些不法人员从孩子口中“夺食”，群众有切肤之痛。
自2024年5月以来，各省纷纷响应中央部署，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宁夏回族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校园餐”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396个，组织处理439人；贵州省“校园餐”专项整治共立案1665件，党纪政务处分148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3人，推动被欠拨挪用的“校园餐”资金4.62亿元拨付到位；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累计立案1827件，处分1994人……
从公开案件看，彭新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校园餐”查处案件普遍存在涉案人数多、频次多、金额小、潜伏期长等特征，校长、学校食堂分管领导及招标采购等关键岗位人员是办案重点监督和调查对象。
不过，学校校长并不是腐败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梳理，全国已有至少10名县委书记、教育局局长等因“校园餐”腐败问题被查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分别收受某公司老板好处费，让其承揽了长达十二年的“校园餐”食材配送项目，长期损害当地学生利益；湖南省隆回县两任县委书记收受贿赂，放任不良商家将劣质米掺进学生营养餐……
事实上，“校园餐”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全国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专家组副组长、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冠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校园餐”风险环节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食品安全问题，另一类则是资金安全问题。
此前，监管“校园餐”的主要是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2019年由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等部门印发施行的《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强调，市场监管部门要压实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督促学校落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其他相关部门要依法依职责做好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不过，彭新林表示，受利益驱动、过程透明度低、监管疲软、制度漏洞等多种因素影响，“校园餐”腐败问题并未得到根治。此轮“校园餐”专项整治则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部署下，更强调系统治理和跨部门协同合作。
目前，整治仍在纵深推进。根据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发布的公报，“校园餐”问题将被深化治理。今年2月，教育部在春季学期开展部署2025年“校园餐”管理重点任务时，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将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查缺补漏，保障师生“校园餐”安全。
资金管理漏洞
“其实我从来没有管过食堂，(我)姐提出她来承包食堂。利益，肯定照顾(我)姐了嘛，这是毫无疑问的。”
2019年，钟海燕任贵阳市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她的姐姐想要承接实验小学“校园餐”项目，承诺赚到的利润分给她一半。姐姐没有餐饮资质，钟海燕就为其寻找挂靠公司，顺利承接了实验小学“校园餐”项目。从2019年至2022年，钟海燕在实验小学“校园餐”项目上累计收受好处费204万余元。
中小学食堂分两类，一类自营，一类外包。外包，就是由第三方餐饮公司承包经营中小学食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高尔夫餐饮管理公司在与七小合作中，长期给时任校长及后勤主任回扣，就属于外包食堂的腐败。钟海燕姐姐违规承包学校“校园餐”项目也是如此。
多地纪委监委及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小学外包食堂腐败，通常表现为外包餐饮公司以利益输送的方式拿下食堂承包权，在经营中克扣经费、以次充好，导致食品变质或不达标，损害学生健康。
黑豆团餐标准研究院执行院长蒋方源参与过多地中小学招标流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地中小学食堂对外承包招标过程不够透明，企业进驻、招标存在人为设置的壁垒，“更具资质、合规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有关系’的企业”。知支之(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孟庆刚拥有30年的餐饮从业经历，曾协助多家国内餐企及供应链开展中小学食堂餐饮业务，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现象，“一些地区中小学食堂的招标没有市场化流程，甚至有些不良交易，没有正规、开放的流程”。
企业通过贿赂、给予回扣等方式中标后，项目支出也随之增加，蒋方源进一步解释，为了维持利润，企业就需要在后续执行过程中“找补”回来，例如降低材料质量、减少成本或虚报开支。同时，通过利益输送中标的企业，其运营模式不规范，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后续环节更可能出现经费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自营的中小学食堂中。自营食堂由学校负责运营管理，对于食材采购、人员招聘、菜品制作、价格制定以及日常运营等，校方拥有自主决策权和管理权。
“明明监控显示当天没有进猪肉，怎么单据上写了200斤猪肉？”2024年6月，在专项整治摸排中，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纪委监委发现，汾西县第二中学(下称“汾西二中”)食堂存在食材入库斤数与票据严重不相符的情况。
2021年，赵孟锁调任汾西二中担任校长，发现学校报送的膳食费用与实际花销存在差距。于是，赵孟锁开始利用制度漏洞谋取个人私利。他指定学校餐厅早中晚食材由自己的亲弟弟赵某某供应，并安排餐厅协管员填写虚假销货清单，开具虚假税票报账。不到三年，仅这一项就套取了食材款161万元。
经统计，2021年9月至2024年5月期间，汾西二中实际应该用于购买食材的费用总额为1072万多元，赵孟锁等人截留、套取、挤占食材费就达到了420多万元。
总结现有校园腐败案例，彭新林发现，在自营的中小学食堂中，贪腐问题集中在资金管理方面，“一是食材招投标，二是食材验收，这两大环节是重灾区”。
以食材招投标来说，多地中小学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流程通常由食堂采购人员向当地菜市场询价，由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名管理人员决定供应商。彭新林指出，这一模式下，校长等学校管理人员对食材招投标有着很强的话语权，采购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就可能产生贪污腐败。
而在食材验收环节，贪腐手段同样层出不穷：山西汾西二中的出入库记录与实际不符，通过虚假销货清单，开具虚假税票报账，套取食材款161万元；四川广安市一家公司在食材上弄虚作假、以次充好，通过陈米替代新米、蔬菜替代肉品，公司在学生营养餐项目上不当得利180余万元。
让各个流程更加公开透明
不难看出，无论是自营食堂还是外包食堂，都存在腐败产生的条件。两者出现腐败环节的共性是：流程不够公开透明和正规，关键环节的权力集中，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做了三十年中小学食堂研究的中国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副会长孙广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安全不取决于何种经营模式，而在于全链条更公开透明的流程管理和更有力的监督。
这些年，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始终在朝这一目标努力。比如，针对外包食堂，2019年施行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学校食堂的，应当以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择符合条件的餐饮单位。《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2024年开展“校园餐”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正在逐步落实食堂对外承包要公开招标、信息上网。
针对自营食堂的食材采购，2019年出台的上述规定也提出要求，“有条件的地方或者学校应当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2025年，国务院食安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规范大宗食材采购”，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推动大宗食材集中采购。
而在自营食堂的食材查验环节，202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提出，食材查验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该文件规定，进货查验人员至少包含学校食品安全员和食堂管理人员，集体验收，公开透明，有条件的学校还应保留影像资料，清晰翔实记录进货查验情况。
此外，教育系统还将目光投向“智治”，以“阳光食堂”为代表的智慧校园系统在各地铺开。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苏州市吴江区的中小学就投入使用了“阳光食堂”系统。该地一所中学食堂管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一个极尽详细，将各环节、各终端的数据和信息汇集起来的系统，覆盖了食材管理、供应商管理、招标与询价、订单与验收、民主监督、账单库存管理、明厨亮灶、食品安全管理与财务管理等全流程环节，其下又各自细分了诸如“膳食家委会”“食品留样”“每日评价”等几十小项内容。换言之，与“校园餐”有关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在这个系统的监控之下，“家长、学校、教育局和市场监管局多方共同参与，实时记录，动态更新”。
以食材招标环节为例，各校将一个月所需的菜单食材需求量输入平台，经系统整合，生成所有中小学食堂需求量的数据包，再由教育局匹配品牌供应商。各中小学食堂管理人员只需在开标时点击一下，系统便会随机匹配商家。约20家供应商中，系统自动去掉最高价和最低价，以接近平均价格的程度为排序顺序，供学校选择。直至中标，学校方能知晓对应食材的供应单位。
此外，多地教育局及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陆续在各校食材查验点加装摄像头，通过实时监控监督食材出入库情况。成都温江区教育局教育装备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未来温江区还计划试用称重秤直接联网功能，“食材一上秤，就能自动录入系统”。
这些改变都遵循同一个原则，即“校园餐”的各环节尽量公开。这也是为什么庄德水提出，接下来，“智慧监管”系统的权限不应局限于教育局，应当将其推向大众，尤其是家长等利益相关方。他还提出，无论是否有电子化技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要做好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定期公布资金明细账目、原材料采购、配餐标准、带量食谱及用餐学生名单等信息，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
“只要愿意做，有一百种公开透明的方法。”庄德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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